“超级士兵”项目背后，五角大楼的疯狂与畅想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表达意图、目标、欲望的方式，都受到身体的限制，我们生而如此，接受自然和命运的赠礼。
尽管多年来人类开发了各种工具，但本质上，我们还是需要通过身体与这些工具进行交互，就好比使用智能手机。有时，我们会对这些工具产生不满。这些工具并没有那么聪明，而原因之一可能是它们没有与我们的大脑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能“连接”人脑，它们或许能了解我们的目标、意图和不满。
谁能反驳？
迈阿密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和神经科学副教授，兼迈阿密治愈瘫痪项目的教员，Justin C． Sanchez开始研究“超越仿生学（Beyond Bionics）”。
他于2012年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TEDX会议上发言，问及仿生学之外还有什么？ Sanchez将他的工作描述为试图“理解神经代码”，这将涉及将非常精细的微丝电极（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放入大脑中，由此聆听大脑的音乐、倾听某人的意图、看见你的目标和奖励，然后开始了解大脑如何编码人类行为。
他解释说：“凭借这些知识，我们要做的是研发新的医疗设备、新的可植入芯片。这些技术的首批接受者是瘫痪者。如果我能帮助别人从轮椅上爬起来，那么在我的职业生涯将不留遗憾。”
一年后，Justin Sanchez去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简称DARPA）工作，这是五角大楼的研发部门。在DARPA，他负责监督所有关于人类身心康复和增强的研究。
DARPA几十年来一直梦想着将人类和机器融合。几年前，当精神控制武器的前景成为该机构的公共关系责任时，官员们重新阐述了他们的神经技术研究的既定目的，表面上把重点放在治疗损伤和治愈疾病的狭窄目标上。该机构官员声称，这项工作与武器或战争无关，它是关于治疗和保健的。
谁能提出反驳？即使其说法是正确的，也会产生广泛的伦理、社会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不出几十年，神经技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混乱，使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看起来像历史池塘上的温柔涟漪。
最令人不安的是，神经技术混淆了一个问题的古老答案——人类是什么？
高风险，高回报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8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的研究和发展必须具有前瞻性，以预见未来不可想象的武器”。几周后，他的政府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简称ARPA），这是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的部门，直接向国防部长汇报。这一举动是由苏联发射Sputnik号卫星引起的。该机构最初的职责是加速美国进入太空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ARPA的使命发展到包括对“人机共生”的研究，以及代号为Project Pandora的精神控制实验。1972年，该机构更名为DARPA。为了完成使命，DARPA资助研究人员发明颠覆战争性质的技术，如隐形飞机、无人机等，并改变了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如语音识别技术、GPS设备等，其最著名的发明就是互联网。
该机构对所谓的“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的偏好，注定了它会资助一系列愚蠢的研究。跷跷板计划是冷战时期一个典型项目，它设想了一种“粒子束武器”，可以在苏联发动袭击时使用。在越南战争期间，DARPA还试图制造一种可控人形机器。
DARPA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国防部大佬们的目标五花八门，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进而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共生的研究文化。Sharon Weinberger将其描述为：“不受典型的官僚监管的束缚，也不受同行科学评论的限制。”
生物技术办公室成立于2014年，是DARPA六个主要部门的最新成员。该部门由Justin Sanchez领导，其目的之一是通过各种手段恢复和维持作战人员的能力，包括许多强调神经技术的手段——将工程学原理应用于神经系统。例如，“恢复积极记忆计划”开发了神经假肢，将微小电子元件植入大脑组织，旨在改变记忆形成，以对抗创伤性脑损伤。
那么，DARPA 是否也有秘密的生物学项目呢？在过去，国防部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它对人体实验对象进行了不道德的测试，很多人认为这是违法的。例如Big Boy项目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将在甲板上和甲板下工作的水手的辐射照射进行比较。
Sanchez曾多次出现在公共活动中，以表达关于DARPA的喜讯，例如，为失去肢体的士兵提供脑控制的假肢。偶尔他也会提到一些更遥远的愿望，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计算机将知识和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大脑里的能力。
“我们试图找到被认可的方法。”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生物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对医学和生物学都不感兴趣。1997年，DARPA开启了受控生物系统计划（Controlled Biological Systems program），并在生物学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动物学家 Alan S． Rudolph 成功地将人造系统与自然世界结合起来。正如他解释的那样，其目的是：“提高生活系统和非生命系统之间的波特率，或者交叉通信。” 他整天都在研究诸如，我们能否弄清大脑中与运动相关的信号，让你能够控制身体外的某些东西，比如假肢或者手臂、机器人、智能家庭，或者把信号发送给其他人并让他们接收。
“人类的提升”随后成为了机构的首要任务。Michael Goldblatt 在 1999 年加入 DARPA 之前曾是麦当劳的科学和技术人员，他预测说：“没有身体、生理或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士兵将是未来生存和抢占主导地位的关键。”为了扩大人类对“控制进化”的能力，他整合了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的名字就像是科幻片：代谢优势、战斗可持续性、持续的辅助性能、增强认知、单兵最佳性能、脑机接口……
Annie Jacobsen在她 2015 年出版的《五角大楼的大脑》（The Pentagon＇s Brain）中写道，这个时代的计划经常被笼罩在疯狂科学家的领域里的阴影下。“持续的辅助性能”项目试图打造一个“全天候工作的士兵”，他可以一个星期不睡觉。
Dick Cheney也热衷于这种研究。2001年夏天，他向副总统提交了一系列“超级士兵”计划。他的热情促使布什总统政府在DARPA处于转型期的时候给予其自由。学术科学最终让位给了技术产业的“创新”。
911事件后，该机构宣布了一项名为“全面信息意识”的监控计划，该计划致力研发一种能扫描全球的设备。人们对于这项计划的反击非常激烈，国会让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奥威尔式的过度扩张做出了努力。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海军上将John Poindexter曾在里根时代被惹上丑闻，后来于2003年辞职。
这一争议也引起了人们对DARPA针对超级士兵的研究和意识与机器融合的关注。这项研究让人们感到紧张，Alan Rudolph也发现自己正处于困境之中。
在这个危机时刻，DARPA邀请了神经病学家ICU医生Geoff Ling，当时还是一名现役陆军军官的 Geoff Ling 加入国防科学办公室。Ling在2014年DARPA 重组后，继续在生物技术办公室工作。
2002 年，当 Ling 第一次在 DARPA 接受采访时，他正在准备阿富汗的战略部署，并考虑非常具体的战斗需要。其中一种是“即用药剂”，可以省去大量的药丸或胶囊形式的药物中的粉状填充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种更轻、更紧密、更易溶解的物质，比如Listerine呼吸条配置的活性成分。这最终也成为一个DARPA项目。
Ling说，我们是工具使用者。人类想要飞行，于是建造了飞机。人类想要记录历史，于是创造了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使用工具。最终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手和脚。我们的双手允许我们和环境一起工作来做事情，我们的双脚带我们去我们的大脑想去的地方。而大脑正是最重要的东西。
Ling将大脑的首要地位与他在战场上的临床经验联系在一起。他时常问自己，如何才能把人类从身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Ling最为人称道的项目内成为革命性的假体修复术。自南北战争以来，给大多数截肢者的假肢并不是很复杂，而且还存在风险。在同事、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人员的帮助下，Ling和他的团队建造了一个曾经几乎无法想象的东西：一只由大脑控制的义肢。
自互联网后，DARPA 再没有这样能够被大肆宣扬的发明。其发展的里程碑受到了让人惊讶的欢迎。2012 年，一位叫Jan Scheuermann的瘫痪妇女，用一只机械臂给自己喂食了一块巧克力，这条手臂是通过向她脑中植入大脑的系统操纵的。
然而，修复残破肢体的工作仅仅是DARPA开展其它相关研究的一个标志。该机构一直承担着更大的使命，2015年一位项目经理描述了这一使命——让人们摆脱健康身体的局限。
这个机构从治疗中学到的东西也被可以被用于人体增强。我们的使命是让人类成为我们以外的东西，超越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超越我们能够有机地获得的能力。
在Jan Scheuermann给自己喂食巧克力的视频发布一年半之后，DARPA制作了另一个视频，她的脑机接口连接到F－35飞行模拟器，驾驶飞机。DARPA后来在一个名为“战争的未来”的会议上透露了这一点。
Geoff Ling的研究由Justin Sanchez接手。2016年，Sanchez与一位名叫Johnny Matheny的男子一同出现在DARPA的路演上，后者是第一个直接将假肢固定在骨头上的人。Matheny展示了当时DARPA最先进的假肢手臂。Matheny 称：“我可以坐在这里不停地举一个45磅重的哑铃，直到电池耗尽。”
从那时起，DARPA在神经技术领域的工作范围就逐渐扩大了，所有这些研究的逻辑，是通过某些技术标准创造出更完美的人类。新的和改进的士兵对DARPA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但它们只是未来生活的窗口展示版本。
“超越地平线”
Sanchez谈到通过神经接口增强记忆力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教育形式。他说：“学校最基本的形式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做更多的事情。不同的是，神经技术使用其他工具和技术来帮助我们的大脑达到最佳的状态。”
2013年的一篇论文描述了一项技术，这项研究涉及南加利福尼亚大学、Wake Forest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研究人员对11只老鼠进行了手术。在每只老鼠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由16根不锈钢丝组成的电子阵列。在老鼠从手术中恢复后，被分成两组，它们接受了几个星期的教育，其中一组的教育程度更高。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组学习了一项简单的任务：获取一滴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那组学到了同样任务的复杂版本，它们需要设法获得水，这些老鼠必须不断地用鼻子戳控制杆。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鼠掌握了这项任务时，研究人员将老鼠大脑中的神经放电模式（记忆如何执行复杂的任务）记录到计算机中。
Geoff Ling 表示：“我们当时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信号给了一只笨一些的动物，这意味着研究人员采用了编码记忆如何执行更复杂任务的记忆，这些记录来自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鼠的大脑，并将这些模式转移到教育程度较低的老鼠的大脑中——而那个笨一些的动物得到了它。它们能够执行那个完整的任务。对于这样的老鼠，我们把学习时间从8周缩短到了几秒。”
Sanchez称：“他们可以用精确的神经代码为某些技能注入记忆。”他认为，Wake Forest实验相当于“记忆假体”的基础性步骤，就好似《黑客帝国》中的情节。
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对这些发现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不可能这么简单，但Sanchez对此非常自信。
在Sanchez的领导下，DARPA资助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Wake Forest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体实验，并在大脑的类似部位使用类似的机制。这些实验并没有把记忆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而是使个体记忆“提升”。
植入的电极记录与识别模式相关的神经活动（在 Wake Forest 和 USC），以及记忆单词列表（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记录在特定的大脑回路中。然后将这些记录神经元活动的记录作为一种强化形式反馈到相同的电路中。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记忆力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匹兹堡大学的神经工程师Doug Weber最近刚刚结束了DARPA项目经理的四年任期，他是一个记忆转移的怀疑论者。“我不相信技术进化的程度是没有限制的，我认为会出现一些无法实现的技术挑战。”
例如，当科学家在大脑中放置电极时，这些装置会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失效。最难攻克的问题是血液泄露。Weber表示，当外来物质进入大脑时“你经历了伤口、出血、愈合多次循环的过程，每当血液渗入大脑隔间时，细胞中的活性就会下降，本质上就是生病。大脑会拒绝异物入侵，这比最坚固堡垒更有效。
即使现在限制我们的脑机接口问题并不存在，Weber仍然不相信神经科学家能够研发出记忆假体。Weber解释说，有些人喜欢将大脑看作是一台计算机，信息从A到B到C，这一切是非常模块化的。大脑确实存在模块化组织，但它并不像计算机那样清晰。所有信息都是无处不在的，它的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现在还远远达不到实现与大脑融合的程度。
“任何物件都可被武器化”
在《五角大楼的大脑》一书中，Anne Jacobsen暗示DARPA的神经技术研究，包括上肢假肢和脑机接口，并不是它看起来的那样：“DARPA推进假肢的首要目标可能是给机器人，提供更好的手臂和手，而不是人类。”
Geoff Ling否认了她的结论：“我们在修复术革命计划中所做的一切成果都被发表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自主武器系统，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发表在开放文献中供我们的对手阅读呢？我们什么都没藏着掖着。我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全世界。”
然而发表这项研究并不能阻止它被滥用。
试想，一个拥有计算机神经接口的人，一个增强人类，还是一个“人”吗？
这就涉及到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等问题——谁来决定如何使用这项技术？上级会强迫下属使用它吗？基因测试是否能够确定一个人对有针对性的神经可塑性训练有多敏感？这种测试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这种测试的结果是否会导致学校录取或就业方面的歧视？如果这项技术影响到道德或情感认知——我们是否有能力分辨是非，控制自己的行为呢？
美国政府已经限制了DARPA试图提高人类机能的能力。Ling说：“国会不希望我们建造一个超人。这不可能是国会宣布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Ling也承认，增强感官以获得优势（暗指武器），当然会有军事用途。你可以把任何东西武器化，但实际上，这与提高人的能力有关。他将其与军事训练和平民教育相比较，从经济角度讲，通过这一方式提高生产力看起来是合理的。
Ling说DARPA所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工具，以便他人使用，去完成他们的伟大事业。
淘金热
DARPA的开发能力仍然停留在概念验证阶段或附近。但这足以吸引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的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DARPA已成为硅谷的一员。
Justin Sanchez雄心勃勃，若是他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他可能会以比扎克伯格和Twitter的多尔西所拥有的更为根本和持久的方式改变日常生活。
Sanchez表示DARPA的使命不是定义甚至指导这些事情，并建议在现实中，市场力量将比法律法规或有意的政策选择更能影响神经技术的发展。未来大学里的科学家将出售他们的发现或者创建新公司。市场将从中获益：“随着他们发展自己的公司、开发自己的产品，他们会让人们相信无论他们在发展什么，他们都会帮助人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DARPA工作中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似乎从来不曾困扰他，因为这个世界一直为迎接新技术做好了准备。